達爾文 (Charles Darwin)，米高波特(Michael Porter)

在物種起源(The Origin of Species)一作中，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(Charles Darwin; 1809年-1882年)指出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為自然界一定律，「進化(演化)論(Evolution)」亦影響近代生物學的發展。

跟隨「小獵犬號 (HMS Beagle)」的環球勘探航行(圖中地圖顯示航行路線)，達爾文在1830年代在南美、南非以及澳大利亞三大洲記錄大量地理、化石、生物的數據。航行期間達爾文對於所見生物與化石的地理分佈感到困惑，並開始對物種轉變進行研究。在1838年，達爾文發表其自然選擇(Natural Selection)理論。















自然選擇（Natural selection）也稱為天擇。指生物的遺傳特徵在生存競爭中，由於具有某種優勢或某種劣勢，因而在生存能力上產生差異，並進而導致繁殖能力的差異，使得這些特徵被保存或是淘汰。

這亦被稱為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。舉例說，「現代人類」亦是經歷多個世代從人猿演化而成。當然，演化亦是為生物物種增加其競爭力、以避免絕種(Extinction)。

後期達爾文發展「地擇論」，則說明了同一物種受到地形障礙分隔，比如地殼大陸移動或海洋隔開的島嶼，在夠長時間之後，物種產生了性狀特徵的差異，例子是亞洲象和非洲象的分別。


值得留意，「自然選擇」一論當年在英國被教會視為「異端邪說」，原因是舊約聖經指出人類是上帝做出來，這與「從人猿演化而來」一說有很大衝突。在歐洲不受重視，反而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一說在中國十分受到歡迎。原因是十九世紀後葉，中國在清政府的無能下被列強瓜分; 新思維的知識份子(如嚴復)以天演一說認為只有增加國民的教育水平以及改變政制，中國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社會中生存。

另外，要說清楚兩點人們常誤解達爾文的地方:
1) 「演化論」並非否定上帝(造物主)的存在，科學研究通常是解答「如何(How)」，而非「原因(Why)」。雖然達爾文在中年後成為「不可知論者(Agnostic)」，但他在「物種起源(Origin of Species)」一書中指出他仍相信有一智慧的「第一因」，故此並不能說達爾文是一名「無神論者(Atheist)」
2) 達爾文不會同意希特拉的「優生種族論」，縱使「演化論」指出較高競爭力的生物物種具有較高的生存能力。在小獵犬號航行中，達爾文對於黑人被販賣成奴隸感到十分反感，從此可推論達爾文不會認同希特拉的惡行。


那麼，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企業營運有何關係?

其實，自由市場(Free Market)在「無形之手(Invisible Hand)」的調節下，每一天國與國、商與商、人與人之間每一刻存在競爭。另一角度看，這情況與自然界的「汰弱留強」有很大相似之處，亦合乎自然定律。

競爭力低的企業，在產品質素、價錢、成本控制不如對手下，結果是被市場淘汰。這亦再次佐證「選股票長線投資、擇具競力的優秀企業」為合乎自然定律的「王道」。

現代企業策略大師米高波特(Michael Porter)亦多年指出「競爭力」為企業生存和發展其一主要因素，波特在「競爭優勢(Competitive Advantage)」一書中指出所有商業活動中所涉及的五項競爭因素(Porter's Five Force):

1) 來自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(Bargaining power of customers)
2) 來自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(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)
3) 來自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(Threat of the entry of new competitors)
4) 來自替代品的威脅 (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)
5) 來自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(Competitive rivalry)